施一公给海外科学家传递了一种非常好的信号，国内科研条件、环境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优秀科学家回国也能做有意义的事情，能做出国际一流的工作。
北京时间3月31日晚11点，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的颁奖典礼上，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晶体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爱明诺夫奖(Gregori Aminoff Prize)，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就在7年前，施一公放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优厚待遇全职回国时，一些科学家朋友还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担忧，认为在中国的科研环境下，科学家难以取得国际一流的科研成果。
“中国的科研环境正在改善，甚至在一些方面赶超国外。”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同样从海外全职归国的鲁白说。
“晶体学百年”时刻获殊荣
爱明诺夫奖并不被公众广泛知晓，但一些科学家表示，该奖项意义重大。
“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在晶体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晶体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矿物学、物理、化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都非常重要。2014年，恰逢晶体学一百周年，被命名为国际晶体学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许瑞明说，“爱明诺夫奖于1979年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每年最多授予3人，今年只有施一公一人获奖。”
除了爱明诺夫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还负责每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等奖项的评选。
“爱明诺夫奖是涵盖领域很广泛的奖项，涉及物理、化学、矿物学、生命科学等领域，获奖者是从比较大的范围中选出来的优秀科学家。”鲁白说。
“施一公不仅是我国最杰出的结构生物学家，也是世界最杰出的结构生物学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在三个方面的工作特别突出：细胞凋亡、TGF-beta、膜整合水解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说，“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年表彰的是他在细胞凋亡方面的结构生物学工作。”
对于自己所做这项研究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施一公曾对媒体表示，他研究的细胞凋亡与癌症密切相关。“癌症病人吃了化疗药，癌块会消失，是因为癌细胞凋亡了。我们就是用最细微的方法，即X-射线晶体衍射的方法，研究蛋白质的原子结构，了解怎样让细胞重新激活凋亡途径，有可能用以研发抗癌药。”
“细胞是否死，是很重要的生物学问题。该死的细胞而不死可以导致疾病，如癌症;不该死的细胞如果死了可以导致其他疾病，如帕金森病、老年痴呆。细胞凋亡是细胞死亡的一种形式。”饶毅说，施一公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解析细胞凋亡蛋白质，他的工作推进了人们理解这些蛋白质如何起作用。
回国出于朴素的感情
此次获爱明诺夫奖并非施一公第一次在国内甚至全球生命科学领域引起轰动。2008年，他已是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又获得了美国霍华德休斯(HHMI)研究员殊荣，却毅然决定放弃高薪与荣誉，全职回归母校清华大学，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很多人认为我错了，认为我疯了，连我在美国的亲戚们都觉得我脑筋有问题。”施一公坦言。
一些海外学者认为，就科研环境来讲，国内大学无法与普林斯顿比肩，国内学术圈的规则，也往往让海外学者无法适应。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一位教授用了两个小时，滔滔不绝地向施一公阐释“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然而，做出回国决定，施一公只用了一个晚上。2006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对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第二天，施一公就回复说，决定回国。
施一公的回归被国内媒体纷纷报道，称其引发“施一公效应”，吸引了更多海外科学家回国效力。与此同时，正值西方国家开始关注中国每年飞涨的科研经费与中国对海外高层人才的招揽趋势，他引来众多国外媒体关注。《纽约时报》用“震惊”一词形容他的回国。
“其实，回国就是出于一种特别朴素的感情，我觉得在中国更能发挥我的价值，我能代表海外一批人的一些心声，我的朋友王晓东曾经说过，我们这些人欠中国全职工作15年。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生活一辈子的话，我到晚年会感到极其痛苦。”施一公说。
施一公回国后并非一帆风顺，他不仅遭遇了对科研环境的不适应，也因为敢言、直言遭受一些质疑。
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对科学研究的热情。“比我在普林斯顿时玩命多了。”施一公说。他的博士生、如今在清华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的李文奇告诉记者：“刚回国时，他早上7点之前总会出现在实验室，晚上往往半夜甚至凌晨才离开。”虽然极度辛苦，但是，施一公乐在其中。“一次，他从实验室一个看起来简单的生化结果联想到了癌细胞的抗酸机制，当晚就构思实验，一个月后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对待新的科学问题，他就像遇到了糖果的孩子，让我们这些学生对科学研究热情高涨。”
带着这份激情与投入，施一公在生命科学学院探索建立了新的人才引进及评估体制，先后将70余名世界范围的优秀人才引进到清华大学全职工作。同时，学院在学校支持下，推进了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准聘长聘制度，严格学术标准，激发人才活力。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华生命科学人才的布局和质量，一批优秀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饶毅对此这样评价：“施一公回国一举将清华大学建成国际一流的结构生物学中心，不仅他的实验室不断有新发现，而且他组建的中心有多个实验室非常活跃。”
中国的科研环境正在改善
就在获得爱明诺夫奖不久前，施一公迎来了证明自己科研实力的丰收一年：2013年4月30日，美国科学院公布了增选院士名单，施一公入选该院外籍院士，是21位入选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此前，他刚刚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2013年12月，施一公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对于众多荣誉与头衔，他最珍视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施一公曾说：“我当年回国最主要的目标是在清华大学培养学生，在清华大学做研究。”而这次获得爱明诺夫奖，也离不开他在全职回归清华后取得的成绩。
施一公回国后，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增加到了120多个。施一公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级的期刊上，也发表了13篇论文。在施一公看来，现在实验室的总体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统性等，已经全面超过他在普林斯顿2006年鼎盛时期的水平。
因此，施一公获奖也许传递出了一种更为重要的意义。鲁白说，很多海外学者不愿回国，是因为担心在中国的环境里做不好科学研究。
在鲁白看来，被一些人担忧的中国的科研环境正在改善。他说：“做好科研需要以下几个条件。第一，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在我国，一些发展较好的学科，科研经费已经超过了美国大多数的科学机构。第二，有好的团队，特别是有年轻科学家，包括学生和博士后的参与。在海外，往往最优秀的年轻人不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从事金融等比较赚钱的行业，而中国的年轻科研者有很强的优势。第三，有科学家之间互相碰撞的氛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回国，中国科研的这一软环境已经大大改善。第四，需要崇尚争论、独立思考、挑战权威的科学文化，这种环境在国内也开始慢慢形成。”
许瑞明曾在美国生活25年，2008年回国继续自己的科研工作。“回国之后，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可以做和国际同行比肩的工作。过去5年，随着越来越多年轻科研者回国，国外同行对于我们的科研成果、科研者都有了很高的评价。中国的科学研究确实发展很快。”
“施一公选择回国，本身就说明中国的科研环境有一定的改善。当然，这也离不开一大批早期回国的科学家做出的贡献。”许瑞明说，“施一公给海外科学家传递了一种非常好的信号，国内科研条件、环境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优秀科学家回国也能做有意义的事情、能做出国际一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