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势必会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体系，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的覆辙。
　　从神农尝百草而得的《神农本草经》，到李时珍历时27载而著的《本草纲目》，5000年的中医药文明护持着人们从战争和灾害中走到了今天。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药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不断被西化，就要失去其根本了。
　　20年的时光如此漫长，赵晨（化名）早已不是那位意气风发的青年。46岁的他鬓发略白，皱纹深深，显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苍老。他的眼神也从自信被消磨成了茫然和焦虑。
　　赵晨于1965年出生在江苏省一中药世家。1994年起在祖父辈指导下开始对祖传秘方的研究开发，先后自费数百万元用于医疗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曾在国际上拿到数个大奖。
　　意气风发的赵晨在2004年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按照他当时的想法是用自家祖传的秘方服务国人，让更多的患者从病痛中走出来。“我家祖传的秘方是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医学领域的一个空白。如果成行，患者走出病痛的时间将提前2/3，同时也会为国家节约大量的医保资金。”他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如是说。而他自己也会因此身价百倍，成为亿万富翁似乎并不是空想。
　　让赵晨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第一步就遇到了“天大”的障碍，他自己研发的中药迟迟得不到临床审批。一拖再拖，赵晨的公司快被拖垮了，自己也欠下了七八百万的外债。
　　赵晨的经历并非个例，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中药产业从繁荣走向了没落。
　　现代化浪潮中的小舢板
　　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伴随炎黄子孙走过5000年的中药文化开始没落了。
　　5月27日，胃痛的王越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给她看病的是一位40多岁的男医生。医生并没有望、闻、问、切，只是简单地切了不足1分钟脉之后，就直接开出了验血和胃镜的检查单。
　　做了一系列检查之后，医生给王越开的药单也是西药+中成药。而不是汤药。“其实，我是慢性胃病，需要慢慢调养，喝汤药更合适一点，吃西药反倒是很难治愈。”王越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
　　拎着那个只装了6盒药的硕大环保袋，王越踏上了回家的路。让她一路都没想明白的是，为何现在的中医院都是“以中医之名行西医之事”。
　　传统中医的没落早就有所征兆。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的统计，1949年我国中医人数为50万人，到了2003年全国中医执业医师人数仅为49万人，真正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而且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老医师。
　　巨大的人才缺口，让我国中医彻底沦落。早在2004年，中医就没有了真正的临床基地。上述调查指出，我国的等级中医院几乎没有一家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医院。这些“中医医院”，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靠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西药并用；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在“中医医院”开出的药方中，70%出自西医之手。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占40%，西药占60%。
　　尽管我国先后在2007年和2009年出台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和《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也培育出同仁堂[33.30 1.80% 股吧]、云南白药[58.58 -0.37% 股吧]等几家大型企业，但在整体上中医一直被压在西医之下，难以翻身。
　　“中医的没落与社会的现代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清朝末期，晚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崩溃，造成国民自信心丧失；中国文化的没落也让中医文化陷入了谷底。相反，两次世界大战，枪炮伤给了西医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于是，国内一些革命人士需要借助西学武装自己，发动民众。西医在那时被大肆渲染，而中药则成为了过街老鼠。”著名医药咨询公司医信横通总经理马宝琳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进入现代化浪潮之后，中药开始照搬西医科研途径，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某种病”的“新型中药”。自此，中药被西化了。
　　中药西化的悲剧
　　就如中西方文化的差别一样，中药和西药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生硬地将中药西化最终只能沦为一个悲剧。
　　“西医讲究的是用现代的分析论和还原论思想，从人体和动物到细胞、再到分子，对每一个的成分都十分清晰。中药则是用整体观的思想，用多种成分共同作用于人体。以现在的科学理论很难对多组分和多成分的中药进行明晰、精确的论证。用西医理论来规范中医会对中医的发展起到很大的限制作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副教授王学勇告诉《中国产经新闻》记者。
　　赵晨则直言，中药西药化最终是彻底毁了中药。他表示，西药是化学药剂，讲究的是化学结构和化学反应。而中药都来自于动植物，讲究的是通过人体的阴阳调和进行治病。两者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现代医学讲究试验，从药理分析，到动物试验，再到临床……药品上架时已经有了成堆的数据。例如，百分之几有效，百分之几有副作用等。但是中医方剂都来自于天然动植物，很难分析出其具体成分和药理。中医开药方靠的也是无数经验的沉淀和积累，用西医的那套理论很难讲得通。比如中医最终的经络就在解剖学上得不到印证。
　　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新中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都要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在医药学界，贬低甚至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如2003年广州采用中医药治疗SARS，效果显著，但开始一段时间得不到承认。中医认为SARS是一种瘟病，有法对治，但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让介入治疗。一些对瘟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必须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SARS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根本不可能开发出像六味地黄丸那样的名方成药来。虽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同仁堂、云南白药等传统中医药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和壮大，但鲜有大手笔出现。
　　“中药新品种的研发最重要的是临床试验，可是我国偏偏在临床审批上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很多好的药物，尤其是民间药方很难跨过去。因为，我们不是国企，也不是大型企业，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社会资源和人脉关系。”赵晨说。
　　感到审批难的还有马宝琳。马宝琳家也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子，前段时间和研发机构合作报批，结果研发机构主张更改组方，不然报不下来。但被深知改了组方就会失去疗效的马宝琳拒绝了。此事只好作罢。
　　五六年的临床审批拉锯战已经让赵晨身心疲惫。“如果再批不下来我只能转行，或者转道澳门了。”
　　业界担忧，如果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道路，势必会导致中药研究日益脱离自身体系，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中药不仅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的覆辙。
　　科技的契合点
　　没落的中药崛起的契机在于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标准。
　　“中药应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这是中药崛起的必经之路。尤其是在中药新品审批上。”马宝琳说，标准的设定要放弃西医的思维方式，坚持中医药独立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不要求用西医理论解释中医中药，不提倡中西医结合，某些情况下可以按照中医病和西医病的大原则进行划分，放弃有朝一日能得到美国FDA批准的幻想。
　　在马宝琳看来，把跑偏的中药完全拉回来，是至关重要的。“现在我国经济实力增强，没有战乱伤害，保健重于治疗，国民自信心增强，中国文化逐渐向海外扩张，只要没有意外，30年内中医药必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征服世界。”
　　不过，在另外一些专家眼里看来，马宝琳有点过激了。中药西化是个悲剧，但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悲剧。中药要想发展不能不进入国际社会。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就是要符合国际游戏规则。西方国家在国际的一贯的强势，绝非中国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中药是可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必须和国际标准相匹配，比如要说明其化学成分以及药理，否则无法让国内中药“走出去”。
　　郭凡礼甚至认为，中药新品种申请标准是照搬西药程序，这对于我国中药而言，长远来看必然是利大于弊的。中药之所以无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国内的标准无法和国际标准相接轨。
　　完全依赖西方标准和完全摒弃西方标准似乎都不是中药最终的出路。最好的办法是，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契合点。这个契合点需要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支撑。
　　“虽然说，用现在的科技手段和科学理论很难来理清中医药的每一个成分和原理，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医药的发展会越来越好。”王学勇说。据他介绍，3年前芬兰的一家公司曾尝试用系统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原理分析中药的原理。当时业界一片叫好声。
　　“这给了我们一个思路。我国可以用科技的手段来解决这个矛盾，从而能找到一个既能符合传统中医药理论，又能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契合点。”王学勇说。